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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主义与中国文化

作者:佚名|文章出处:网络|更新时间:2010-07-28

  从“五四”以来,人们在反思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种偏执行为。从“废除汉字”“吃人的历史”等论断问世,到《丑陋的中国人》等书的出笼,不断有学者以反思为名,对中国文化开始了根本性的否定。

  近年来,有在国内文坛颇有影响的学者,也跟着西方某些人的调子起舞,提出了中国文化历来是一种“反人本主义思想”的文化。

  笔者认为这种调子在认识上是偏颇的和极端的,从效果上已超出了“文化反思”的本意。

  哀莫过于心死;摧毁一个民族莫过于打垮其文化精神和自信;历史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

  为讨论的方便和建设性起见,本文首先需要廓清一些基本的语境共识:

  1、文化是指具有哲学特征的一复合整体。就其本质而言,它更接近于某种出世的思维方式和道德规范的范畴。

  2、文化是多元和有差异的;文化的丰富来自于其多元性,文化的可贵在于其差异性。

  3、文化具有民族性。

  2005年7月14日,英国伦敦米都赛克斯大学高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后研究员,英国威尔士大学经济学博士刘阿英先生接受天水农业学校聘请成为学校首位高级学术顾问。

  4、文化是有相当历史跨度的主流思想价值体系。

  5、文化比较需遵守时间上的可比性。

  人本主义

  本文中,“人本主义”是被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哲学概念来定义的;其所指的是最早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用以取代神本主义的那个人本主义概念。

  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质是把人变为主体,号召人以主体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强调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即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所谓的人本主义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

  在文艺复兴之前,特别在黑暗的中世纪,西方人是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的谦卑成员,其主体性处于受限制状态,文艺复兴运动使得西方人的主体性获得了肯定和张扬。

  作为精神现象的人本主义,指的是个人和社会的精神存在的一种形态,是人和社会的思想发展形态的一种。人们常把它与物(钱)本主义、神本主义并列。

  所谓物本主义精神想象,指的就是片面地追求动物本能欲望满足的一种思想;其特征是强调人的动物本性,强调弱肉强食,在政治上持无政府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道德上持纵欲主义,并宣扬价值的虚无主义。

  所谓神本主义精神现象,指的是把神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的一种思潮;其特征是:强调“神性”和“神权”,在政治上持专制主义,在道德上持禁欲主义,强调价值的永恒性,宣扬彼岸价值、超验价值。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思想,大致属典型的神本主义思想的范畴。

  本文所说的人本主义,也就是指以人的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标举人性、人权,遵循人道主义原则。

  所谓理性,则是指对某种社会价值尺度的确认,并根据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和社会思想行为的一种判断力。社会价值尺度即现实的、现世的、世俗的价值尺度,它有别于宗教价值尺度。

  一种社会文化也是如此;只不过在不同的人和社会不同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重点不同罢了。人们也只能根据这种重点的不同来判定一个社会文化究竟该归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主义”。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是以儒、道、佛为三大支柱的。普遍的共识是:儒家关切社会的治理,道家关怀生命自然状态的保持,佛家关心人生痛苦的解除。故此,历史上有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和儒家入世,道家隐世,佛家出世之说。

  儒、道、佛三家虽各有所重而相径庭,然仍能融合会通,相济相补,和而不同,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长期以来支配和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虽然兼容了一些道、佛的文化思想,虽然在历史的某些阶段被统治阶级或士大夫所摈弃所批判,但在中华文明的大部分时期,儒家文化仍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最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人文价值体系。

  文化作为文明的基础,其社会功能应该体现于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之中;而代表主流意识的经卷和教科书只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儒家文化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高台教化的思想体系,不仅体现在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纷争中,也体现于民间接人待物处事的道德价值观里。

  譬如在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乡规民约,针砭臧否,忠奸善恶,家庭关系,价值取向诸方面,所依照的准则大都源于儒、道学说的思想。

  所以,把考察“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人本主义思想”的着眼点只停留在士大夫阶层,只关注一点书面和表面的东西,而不谙构成社会思想的民间深层意识的做法,则是失之偏颇且荒谬的。殊不知正是这种深层意识,是形成一条文化长河之所以川流不息的渊源。

  人本主义的成分

  要回答中国文化是否包含“人本主义”思想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审视和解析一下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的成分。

  “天人合一”论是“共生”思想的典型,其主张是天道与人道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它体现了一种人与大自然、人与人共同生存、互相支持并共同繁荣的精神。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形成近代儒家“大同”思想这一宏大水脉的基础。季羡林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天”是大宇宙、大自然,“人”是自然之人的学说。

  “大同”思想中搏动着互相理解、和谐“共存”的精神性--“仁爱”之情。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曾说:既然受生于大地,地球之人类皆为自己之同胞,了解他们则发生亲爱之情。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特质是以“共生”思想为基础而确立的人本主义思想。中国文化一向追求人生的目的,因此,贯穿中国史的“人学”总是充满强烈的“伦理性”。例如,中国“人本主义”的硕果之一是儒家所提倡的“仁”(大乘佛教伦理的基调“慈悲”与儒家的“仁”在精神性、伦理性上是一脉相通的)。

  以儒学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文化在思想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提倡“仁者爱人”;“仁爱”也被视为人的生命的独特而崇高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虽然基督教义中也讲“爱人”,但那是由敬爱上帝的最高原则而派生的;其爱的基点和前提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中国文化主张

  中国文化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能够通过在自我完善的过程来达到“仁”的境界;而基督教文化坚持“原罪论”,否认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动机,强调只有通过爱上帝才能实现仁。忠君孝亲乃儒家纲常的要义,是仁的根本点。

  “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故有尊老、祭祖之举,“爱亲仁也,敬长义也”。儒家一方面肯定人具有内在的善性,另一方面也主张强化外在的“纲常之礼”,强调两者的结合为人生之道:遵循纲常之礼以开显人的本然德性,进而达臻人的完善境界,成为圣人。

  而西方文化强调只服从主(上帝)的意愿,主仆、父子皆兄弟也,都是上帝的孩子,迷途的羔羊,即使不管父母,以不妨碍为孝子,“是以亲为小而不足爱也,以君为私而不足敬也”。

  儒家以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为本位;在肯定生命意义和人性价值的同时,强调在现实世界中提升道德品格,把个人的自在置于社会的理想境界之中。张载说:“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也就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这种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人本主义。

  儒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清楚地阐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丘民)之间的关系;亡秦者秦也,历史延续至今天,仍在不断印证着这条“天理”。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力长期作用于中国社会,它在很大称度上以一种潜意识的形式占据着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

  人本主义的浓郁色彩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即使国人成为洋教徒后,其行为中仍然处处表现出人本主义的浓郁色彩。中国儒家文化本来就提倡“不语怪力乱神”;即使中国人拜神也多从功利主义出发,譬如许愿就是一种现世报的契约形式:有病找药王,想发财找赵公元帅,想得子找观音娘娘。

  笔者还亲眼见过华人中的“洋教”徒即使去了洋教堂祈祷,念念有词中仍是向主提要求。愿望实现了就还愿,主不显灵了就背弃甚至诅咒;入教堂祈福祉于上帝,进祠堂求保佑于祖宗;完全一副“中体西用,土洋结合”状。这种让利玛窦、汤若望们哭笑不得的“形而下”过去有过,现在仍在存在。这说明以儒道释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思想本来就根深蒂固。

  其实,对人本和生命价值的关切,不仅仅是儒家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来达到人生最高的道德境界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要旨,而且也是中国文化中儒道释三家融会的基础。

  道家重视人作为个体的存在价值,主张因顺自然,最终复归自然,达到与自然的和谐。佛家从人的生老病死出发,开导人们去淡化愿望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消除的反差所带来的痛苦,给有深切痛苦感的人以心理的温暖和情感的慰藉。

  更可贵的是这三种不同的传统长期以来能求同存异,相济相补,构成彼此共存共荣的文化格局。这在人类文化史上也属罕见。

  可见,中国文化(涵盖儒道释)中追求的人本主义是以社会和谐为着眼点的大人本主义,其实现的途径是以提高社会成员个人的心性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西方文艺复兴反神学的人文不同,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有其更博大精深的内涵。

  当然,同任何民族文化一样,儒家文化同样有其糟粕的一面。譬如,在由“自律”到“律人”的过程中所演化出的所谓的“非人”甚至“吃人”,在某些方面保守孱弱的态度,繁缛的礼仪等,都属儒家文化影响之果,凡此类均属该剔除之列;但其中的大部分属宝贵的文化遗产,至今仍闪烁着人本思想的光辉。

  面对今天变化了并还在快速发展的社会,理性的态度应该是与时俱进,海纳百川,在发扬光大的同时,给儒学一般化的、抽象的传统理论赋予时代的新诠释和新内容。

  儒家仁爱思想的起源

  有意思的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却起源于一个“吃人”的奴隶时代。这一点常常使一些人困惑,使一些批判者似乎找到了其软肋。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一点恰恰显示了儒学鼻祖们在思想认识上的超前。

  诚然,中国的封建礼教在“律人”时有“吃人”的一面;但翻看世界各民族历史,哪种封建制度下没有发生过“吃人”的现象?奴隶制在地球上的倒塌并不是久远的过去,横向的比较只有在遵从时间可比性的前提下,才是科学的,才是有意义的。

  “吃人”仅反映了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和合、乐道与仁爱也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始终;否则,人们就无法解释两千多年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封建制度统治在中国的延续。

  勿容讳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等级天理性的理念和为封建统治帮忙的意图;它虽不是现代语境中的民主意识,却充分体现者人本的思想,即使同当今的民主观念比,似乎只有层次上的不同,却并不矛盾。

  其中所包含的仁政德政的理念,从疏解社会阶级矛盾,帮助人们在认知上接受不合理、不公正的现实从而达到社会和谐这一层面上看,不失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先进思想。

  十八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当欧洲人还在阿登的森林里游荡着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善良。

  伏尔泰也许有点过誉,但至少说明中国文明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文化相对于欧洲文化更具人本色彩这一事实。因此,说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人本主义思想的成分,如果不是对人类历史的无知,就是思想意识上的偏狂。

  “吃人”还是“仁爱”,说穿了,在很大称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

  用反右、文革时期的那段历史来反诘“中国文化以人本主义为特征”的观点,是阉割历史的,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相反,那个时期的社会道德及人们思想的混乱,正好印证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果。

  如果说五四运动的批孔反儒还有其反帝反封建的正面意义的话,那么以反传统反资反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却以破四旧为先导来全面荡涤传统文化的作法,其理性上是混乱的,其实践是只有破坏而无任何文化建树可言的。换言之,那段时期人本主义的沦丧正是文化空缺的结果。

  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

  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人本主义。人文思想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不像诸如个人主义、本体论、进化论等都是进口的舶来货。相对于以正教合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为特质的文化体系而言,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色彩既浓郁且持久。

  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色彩并不是要坚持拒斥西方价值的东方保守主义,而是要在汲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教训的同时,以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为主体,探索一条适合民族复兴,开放的、包容的、走向文明融合而不是文明冲突的道路。

  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对世界文化宝库的独特贡献,而且在于它对民族传统的更新延续和对民族精神的凝聚力,在于它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公正和生产力的发展的促进作用。

  如果我们承认世界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就必须同时承认各种文明价值取向的差异性,承认人本主义在各类文化中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承认人类社会在发展探索中存在着各种模式和策略的可能性。其实,自二战以来,这种可能性始终是存在的。

  中国的“人本主义”传统

  西方近代以科学技术为动力的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物质上的丰富和便利,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幸福和安宁,反而产生了或加剧了很多问题,如地球环境问题、核扩散、贫富差距扩大、难民激增、民族、宗教、文化的纷争等等。

  三年前发生的“9.11”恐怖事件可说是一个象征,一个警示。其后,恐怖活动在世界各地频频发生,大有越来越激化之势。“憎恨”与“不信任”不断加深,“分裂”的能量在腐蚀和淡化着人类亲情。审思现实,重温世界几个古文明(或帝国)发生灭亡的历史,其启迪是:人类必须拨开意识形态的面纱,以更广阔的视野,更大的智慧,去审视和发展人类未来文化。

  相对于其他几大文明,唯中华文明能数劫而不败,弥久而长新,说明其存在某种历史的张力和内在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风物长宜放眼量”。历史上所有的战争的本质都是利益的争夺,今天美英标榜的所谓“为价值观而战”的波黑战争和海湾战争也无例外。物质的富有和军力的强悍只加剧了占有欲的膨胀,并不能提升文化的优越;对内统治的“人本”和对外掠夺的“物本”不但不能使世界和平,而且会导致同归于尽式的仇杀。

  相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宽容和“善性”是使人类“融合”的能量。把“憎恨”与“报复”变革为“慈悲”与“报恩”,把“独霸”变革为“共享”的人文主义智慧也许是长治久安的良方。

  文艺复兴将人从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中国少有神的束缚,后人所崇拜的多是先辈中的先贤,是故中国人文思想的起点高。中国文化不排斥科学文化,它与科学文化是很合辙的,而不是像《圣经》文化和《古兰经》文化那样的排斥科学。

  汤因比曾一语道破:随着科学技术压倒一切似的进展,道德性、伦理性、精神性停滞,由此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断绝。并指出近代物质文明的危机,本质在于“道德差距”。那么,以“仁”与“慈悲”所象征的中国“人本主义”传统不正是跨越汤因比所指出的“道德差距”、把“战争与暴力的世纪”变为“和平与非暴力的世纪”的“主轴”吗?

  “人类文明”的精神光源

  从历史的主流来看,中国文化在过去几千年的发展中,人本主义占据着显赫和重要的地位。承认和肯定这一点并不否认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在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在法制、人权方面的长足的进步,也无意去掩饰中华民族在过去百年里在人本主义的实践和法制建设方面的落后,虽然这种落后有其复杂的内忧外患的原因。

  文艺复兴时高举的人本主义火炬,驱逐了欧洲政教合一制度下神本主义一统的黑暗,给人类带来了资产阶级文化的曙光,其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极具包容力的中国文化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在对内政治方面的民主法制文化,逐步充实和发展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和民主的内涵。

  人本主义在社会发展中有其独特的意义和巨大的贡献。然而,仅有人本主义思想是不足以造就理想社会的;仅强调道德是不足以使社会稳定有序地发展,还需要民主法制来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秩序,还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满足社会需求以保证人文质量。现代文明的大鼎,还需要人文道德、民主法制和现代科技这三足方可矗立。

  具有包容性、能学习的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今天,人类不仅需要高科技,也需要高人文。

  季羡林对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这样的期冀:“正确的状态是继承西方文化数百年的所有成就,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拯救西方文化分析思维的困境,进一步提高全人类的文明,使之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中国文化在坚守其主体的前提下,要有超越“东”与“西”的二元论对立思维的胸怀;着眼于全人类和未来,充分发挥数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世界精神”,充当创造“人类文明”的精神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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